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正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結構性重整，美國、歐洲、日本等工業國家陷入長期調整，影響力逐漸式微。相對上，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印度、東協等亞洲國家經濟成長動能不斷提升，對全球資金、人才、技術及跨國企業產生強大磁吸效應。上述報告即指出，到2030年亞洲經濟版圖將超越北美和歐洲的總和，西方國家自18世紀以來風光盛世可能從此不再。
在東西方經濟版圖消長趨勢下，最受矚目的是大陸經濟快速崛起。早在2003年10月高盛證券公司即提出一份廣受矚目的《金磚四國（BRICs）》報告，指大陸在2014年GDP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2041年再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當時還有不少西方學者認為該報告危言聳聽，但未久局勢丕變，高盛公司當年預測反顯保守，因為大陸GDP在2010年即超越日本，世界銀行預測到2025年大陸GDP就會超越美國；國際貨幣基金（IMF）更預測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衡量，2015年大陸GDP可躍居全球第一；足見大陸經濟力量快速提升是東西翻轉的關鍵。
2030年距今不過短短18年的時間，在美國及歐洲對全球經濟影響力迄今仍無所不在的現實下，作為新興市場及亞洲領頭羊的中國大陸真有能力和美、歐經濟脫鉤，以本身力量維繫成長動能，並帶領亞洲實現東西翻轉的歷史新局嗎？客觀答案顯然與主觀期待不同。
首先，過去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及低生產成本帶動的出口快速擴張，以及大量投資與產能擴充之上，但近年大陸出口增長因勞動力及其他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及歐、美市場景氣不佳而大幅萎縮，並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及投資減緩；過去2位數字的GDP增長已減緩至8%以下；這顯示大陸經濟若不能盡快轉變成以內需及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經濟持續發展將面臨嚴酷考驗，不無可能陷入世界銀行所指「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大陸經濟發展面臨日益擴大的內部矛盾，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及東西差距等三差問題，以及特權貪腐猖獗，引發社會強烈不滿及階級對立。未來若不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及社會改革，多年來經濟發展成就可能得而復失。
再者，國際氛圍對大陸發展漸趨不利。「中國崛起」的速度超乎預期，導致美國及周邊國家對大陸戒心愈來愈強。美國國內逼升人民幣壓力不斷升高，不禁讓人回想起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桂冠導致日圓大幅升值及日本經濟20年的失落；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政策激化美中的利益衝突；東協、日本和美國在政治及安全事務的結盟，更挑戰大陸作為亞洲領頭羊的角色。這些變化皆不利於大陸經濟的繼續走向國際。
所以，2030年的中國能否成為帶動東西翻轉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關鍵在於轉型、改革及恰如其分的國際角色。大陸須貫徹落實「十二五規畫」的經濟轉型方向，才能讓經濟成長和歐、美逐漸脫鉤；大陸亦須同步推動政治、社會改革，才能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大陸須調整過於凸顯政經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並在國際事務上和美國加強合作，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負責任、受敬重的大國，化解不利未來發展的國際氛圍。
總結一句，21世紀能否成為亞洲的世紀，就看北京能否作出關鍵改變，向全世界證明中國的決心與能力。
2012-12-15 旺報
